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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中国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上世纪30年代初，面对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残酷的经济封锁，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节省运动。“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过紧日子”，苏维埃政府被誉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后，引起了极度恐慌，蒋介石先后调集大批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大规模军事“围剿”，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财经状况日益恶化，广大军民生活异常艰苦。

  为了打破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全力支援革命战争，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号召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过紧日子”。1932年2月17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0期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发展生产，节约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的社论，号召中央苏区军民“来帮助军事上的必须费用……努力举行节俭运动，使大部分经济，用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他特别要求：“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俭，不急用的费不要用，要用的就要节俭，别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点油，积少成多，就可节省一大笔经费。我们要知道节俭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分钱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

  ◆1932年2月17日，《红色中华》第10期第一版发表项英的署名社论《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委员会在同一天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0期第八版，发出人民委员会通令第三号——《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强调“对于节俭经济，供给发展革命战争，帮助红军给养，这是当前紧急任务之一”。为此，通令开门见山：“本政府特此通令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实行节俭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最好能够降低，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别浪费，以免多耗经费”，号召广大军民“热烈的自动的来帮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以巩固苏区的经济，来保证革命战争的完全胜利”。苏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工作人员，积极做出响应苏维埃政府号召，在物质生活本来就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仍然带头开展节约运动。

  进入1934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日益激烈紧张，根据地范围日益缩小，苏区的财政经济情况更趋恶化。面对此种状况，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在1934年1月举行的“二苏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谈及“苏维埃的财政政策”时，大声疾呼：必须“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至于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紧的用力。节省每个铜片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的话掷地有声，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

  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号召，得到中央苏区军民的热烈响应。1934年1月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39期报道，中央政府各部“在节省总会推动之下……一致通过”实现节省的“六项规约”，即：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不进馆子，不吃小食；节省办公费30%；建立节约箱；每个伙食单位建立一个菜园；反对一切浪费的官僚主义。这一“六项规约”，反响极大。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工矿企业、各类学校医院等机关工作人员和广大军民积极做出响应，迅速行动起来，从每天节省一张纸、一餐菜金、一个铜板开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厉行节约，力戒浪费。

  ◆1934年9月11日《红色中华》报道：“4月至7月的节省运动，不仅完成了80万元的计划，还能够说将近超过一倍即130万元以上。”

  3月13日，为逐步推动节省运动更广泛深入开展，中央人民委员会再次通过《红色中华》，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并提出了开展节省运动的具体办法；为加强对节省运动的领导与检查督促，4月1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又向各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团及后方各军事机关负责，发出《为节省运动的指示信》，要求“立即在群众中开展每人节省三升米帮助红军的群众运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节省高潮。

  在节省运动中，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人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带头“过紧日子”，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和影响中央苏区广大干部群众。

  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无论在平时还是在节省运动中，始终以身作则，从来不搞特殊。他有夜晚工作的习惯，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菜油灯）办公，可他坚持只点一根灯芯，而且每晚都工作至深夜，有时甚至是次日凌晨，由此经常来不及吃早饭就外出工作。据警卫员吴吉清回忆，每天的生活标准也只有3钱盐、2钱油、12两米（16两为1斤），“毛主席也是饿过肚子的”“每月只吃二十五斤糙米”。中央政府总务厅给配来一件军用新棉袄，拍了拍自己身上“拆了又拆、洗了又洗”的灰白色破棉衣，说它“与自己有感情，还可以对付一冬”，硬是让总务厅将新棉袄退回，并督促另发给了缺棉衣的新战士。他有吸烟、吃辣椒的嗜好，却从不因此嗜好而违犯节省规定。

  朱德，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是一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据朱德的警卫员唐中生回忆，在节省运动时，朱德与普通战士一样，每天12两的粮食定量，每人一个蒲包，一天分成三包饭。一天开饭时，朱德问一年青战士：“饭够不够吃？”年青战士如实回答：“这点饭三几口就吃光了，哪里够吃？”朱德说，“我两包饭分三餐吃刚好，多出一包饭，你去领来吃吧。”年青战士便把朱德的那份包饭领出来吃了，连续多天如此。后来，唐中生告诉年青战士，并不是朱德吃不了三包饭，而是他看年青战士吃不饱，特意省下来给他吃的。这位战士知情后，既懊悔又感动，再不忍心吃朱德省下的那份包饭了。

  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节省运动中，与苏维埃机关干部一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清苦生活，身体很虚弱。警卫员卢正标非常着急，将周恩来的身体健康情况向司务长作了汇报，司务长便在周恩来的菜里多放了一点盐。周恩来发现后，对卢正标说：“我不能搞特殊。我们要记住：一个员无论职务多高，他只有为人民多做工作的义务，决没有向人民索取多一些享受的特权。”从此，卢正标再也不敢叫司务长给周恩来菜里加盐了。

  此外，还有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最高法庭主席董必武，以及、彭德怀等其他中央党政军领导，面对的经济封锁，在节约运动中也是严以律己，率先垂范，留下了许多感人的节俭故事。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934年3月20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64期，报道了中央机关博古（中央负责人）、陈云（中央、全总执行局党团书记）、罗迈（即李，中央组织局主任）以及、潘汉年、成仿吾、陆定一、毛泽覃、刘群仙、彭儒、阿金、贾拓夫等23位从白区或其他根据地来到中央苏区的“外籍”，积极做出响应节省运动号召给该报的信，表示决定“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并热忱号召“其他白区来的，和在苏区分了田的，都同我们一起，来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

  的率先垂范，教育和带动了各级党政干部节省运动的开展。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带头回家背米去机关吃，既不要公家发口粮，也不要公家发伙食费。他妻子不理解，埋怨说：“当个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是没用。”刘启耀听后，耐心地给她讲道理，说人当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老百姓谋幸福；我们现在是苦一点，可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这也是值得的。后来，他妻子想通了，主动从兴国老家挑着大米，走了100多里山路，把大米送到驻宁都县的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见到刘启耀，她嗔怪道：“老公老公，饭要我供。”刘启耀听后笑答：“革命成功，吃穿不穷。”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点灯笼访贫农。”这首在赣南闽西广为传唱的兴国山歌，就是当年中央苏区广大干部节约奉公、执政为民的真实写照！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号召，迅速得到中央党政机关率先响应，《红色中华》都及时作了详尽报道。

  中央局机关，“通信员减少百分之三十五，公差完全取消，挑夫减少百分之十五，通信班工作更加合理化一些，具体的规定送信的路线，及送信的时间，各个部门信件，限定在一段时间，集中在收发科送出，有时还可通过各个机关来的通信员或到中央局的以及中央局到那里工作的将信件带去”“办公火油减少百分之三十，办法是以木油代火油，无事时把灯熄了。信封减少百分之七十五，在本埠全部用已经用过的信件或毛边纸自造的信封。文件起草和别的需要尽量用无用文件及油印裁下之纸条，制定了文件印刷散发之标准。油墨大部分用感化院自造油墨，价目比舶来品便宜百分之六十。油印在印二三百张以下用毛边纸代替蜡纸，铅笔每月只用以前的百分之十五，毫笔以后每月只用以前的百分之二十，浆糊只用自己造的。邮票减少百分之二十，每日各个部门信件，非机要的及特别快信，完全集交一个手中，由他负责发出。火柴以房间为单位，每月一盒，吸烟的两盒。”“伙食现在已决定每日减少二两米，并且鼓动苏区自带伙食，最近准备吃一部分杂粮如蕃薯雪豆等代替谷子，并建了大块菜园，准备着保证以后自己出产的蔬菜足够自己的需要。绝对不开客饭，各机关到中央局吃饭的，自带伙食，并加强对伙食的检查与计划，保证伙食一定不可以超过”。

  中央政府各部也热烈响应号召，你追我赶开展节省运动。中央政府总务厅“通知各级总务处熬苏维埃盐”“自制苏维埃蚊香”“出版处写油印尽量采用毛边纸代替蜡纸，用废纸包发出的文件” “采办科全体自认出发不领旅费”，并“决定在伙食上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来充裕红军的给养”“办公费大幅度减少了，如教育部一、二月份（平均）用二百九十余元，三月份已减少到一百六十余元了”。中央国民经济部请求“减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伙食，每人每天油盐菜钱减至三分（原来四分），食米减至一斤（原来一斤二两）”。中央粮食部“决定今后该部工作人员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并实行每人种二十头菜，节省一分菜钱来更充分的保证红军给养”。中央土地部决定“设置节省箱，每人每日自动把钱投节省箱并用纸包好……不要公家发单衣”。

  1934年3月，中央审计委员会对中央政府3月份的预算情况做了审查，在充分肯定预算成绩的同时，也总结了政府部门节省运动方面的典型：“关于经费问题与节省运动，劳动部做的最好，国民经济部次之。劳动部在工作人员方面比经济部多一七人，而办公什支的用费却是一样多。劳动部买印厂里的纸头纸尾来办公，一月只块把钱，灯火有一定的限制，每月减少预算只七元，修理房屋器具自己动手，每日节省一分菜钱，出发工作的，从远来买回比较便宜的油盐，自己种菜养猪，伙食反而较好。尤其他们负责人常常注意经费问题，也能及时举发贪污浪费行为，差不多整个动员做这一工作。”

  4月14日，中央审计委员会在《红色中华》发布了《关于检查中央各部三月份节省成绩的总结》报告，再次公开表扬了中央政府部门节省的经验做法，称：

  “由于动员得好，每个工作人员都来想法子节省，为着战争不肯浪费一张纸，甚至一根火柴，如财政部的节省委员会有调查员，见点着空灯就吹熄，可以合并的灯即合并，因此比上月洋油减少六十两，樟油减少一百四十五两，伙食委员会轮流监厨，检查菜价，贵的不买，到远点地方去买便宜的油盐（成趸买），钱节省了，伙食还吃得过。各部都合并办公油灯，限制点的时间，教育部从前二十盏灯，现只九盏，劳动部每晚只要樟油七两，总务厅从前每夜用八斤樟油，现只用三斤半，办公用纸头，信封用废纸做。笔墨责令要用好久。劳动部三月份只添买得三角钱笔墨。灯泡注意保护，打坏的少了。司法内务部发火柴每个房子一盒，每月减少二十余盒。出版处研究毛边纸当蜡纸，得到意外成功，减少蜡纸一百三十多张。四月以后能完全不用蜡纸。同时对于津贴和工资，最大多数不要。四月一日银行发放上半月工资，当纷纷退回，差不多是全数，各部不要公家发夏衣的，也差不多是全数。”

  在中央党政机关的带动下，中央苏区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国家企业和各省、县、区、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红军部队广大指战员和广大群众，也积极行动起来，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持续节省运动高潮，取得了巨大成绩。1934年9月11日，在红军主力开始转移的前一个月，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中央各部5月至8月的经费开支后，发布了《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报告，公布了4个月节省运动的战绩：“不仅完成了八十万元计划，还能够说将近超过一倍，即一百三十万以上，这一估计不会离开实际的。”更令人欣喜的是，审计报告认为，“随着节省运动的开展，工作人员的劳动纪律提高了，发扬了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革命任务的认识加强了，反贪污腐化消极分子的斗争开展了，这一成绩比节省的金钱还要大，这是伟大的成绩，不能以数目字估计的。”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中国和各级苏维埃政府一项重要而长期的工作。防止和杜绝党政机关人员奢侈浪费的产生，除从源头抓起、强化监督外，还必须依靠法制手段予以惩处，不给奢侈浪费之弊以滋生的温床。对此，以为代表的老一辈人进行了不懈探索。

  自开展节省运动以来，一个个贪污浪费分子被检举揭发出来。但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律，造成审判机关在审理案件时，有时出现量刑不准的情况。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他找到项英以及时任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中央司法部代部长梁柏台等人，征求他们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看法。大家一致赞同的意见，鉴于“贪污与浪费密不可分”，一定要尽快出台一个惩处贪污浪费分子的法规。于是，从法制上反对和惩处贪污浪费行为的重大议题，摆上了苏维埃共和国最高决策者的议事日程。

  经过调查研究和多方征求意见，一份专门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令诞生了。1933年12月15日，由等签署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用石印印成大字布告，在中央苏区广为张贴散发。该训令言简意赅，全文含标点符号仅403个字，其中规定：凡是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对贪污公款五百元以下者，也分别作出了处以半年以下强迫劳动至五年以下监禁的刑罚；对于浪费行为的惩处，训令明确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消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

  这是中国成立以来制定的第一份完整的反贪污浪费的法律文献，标志着反贪污浪费行为的斗争开始步入了法制化轨道，也为中央苏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和惩处贪污浪费行为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与此同时，为了落实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和苏维埃财政经济政策，进一步强化财经监督，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二苏大会”上加强完善了审计体制，将原由中央人民委员会领导的中央审计委员会改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使中央审计委员会成为与中央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平行并列的权力机关。为使审计工作有法可依，1934年2月20日，等签署了由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组织起草的中央苏区首部审计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该条例共19条，其中第一条就开宗明义，规定了审计的目的，就为了“保障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充分执行，裁判检举对贪污浪费的行为，使财政收支适合于目前革命战争的需要”。

  为了“裁判检举对贪污浪费的行为”，该条例第二条又强调：要加强与反贪部门沟通，“中央审计委员会须与中央、省及中央直属县、市工农检察委员会取得联系，使更能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对审计的意见”。该条例的颁布，为经济监督和反对贪污浪费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也为中央苏区节省运动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中央二十六号训令和审计条例等颁布后，各级司法机关充分运用这些法律武器，认真行使司法职权，及时侦查和审判有关贪污浪费案件，使被揭露的贪污浪费分子受到苏维埃法律的制裁。据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1934年3月27日公布《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报告披露，仅在中央一级两个月时间就查处贪污浪费分子达43人，“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二千零五十三元六角六分，棉花二百七十斤，（苏大会的）金戒子四个”。另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审计委员会成立一年多时间里，中央苏区查处的贪污浪费案件，仅《红色中华》揭露并受到查处的就有数百起之多。这些贪污浪费分子，大都是管钱管物的财会人员，也有主管的厅长、处长、主任等，分别被判处枪决、监禁、撤职和强迫劳动等处分，在中央苏区干部中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与教育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央苏区节省运动纵深开展。

  1934年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中央各部5月至8月的经费开支后，对中央苏区开展的群众性节省运动作了评价，在审计报告中由衷地赞叹：“在节省运动高潮底下，推动了我们苏维埃的会计工作的建立，和预决算制度之初步实现。在我们财政经济战线上，在苏维埃法度里，打下了一个根基，使我们大家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尤其在争取国内战争‘无论如何要胜利’的上面，存在着伟大的实际的意义。”这个历史结论，是全部符合中央苏区节省运动实际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央苏区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过紧日子”，就是党和苏维埃政府为了夺取反“围剿”胜利、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真实反映，早已载入了中国带领人民群众节俭奉公、共克时艰的光辉史册！特别是中央苏区以制度、法律、重典等刚性措施根治奢侈浪费之风的经验与做法，给新时代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予以深刻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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